【人物简介】王维平，男，1949年出生，致公党党员，高级工程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提问1】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垃圾围村”“河道污染”的新闻屡见报端，日益增多的垃圾已逐渐成为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发展的瓶颈。您对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有什么建议？

　　王维平：垃圾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农村来说，农村的特点是分散，过去依靠自然环境的自净力就消化了产生的垃圾，但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加之垃圾成分的变化，垃圾和污水都必须要有配套的处理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手段。

　　2007年，我就提议，要建立农村垃圾回收站、小型污水处理厂。时至今日，以北京为例，平原地区目前已经建起来了，但山区还没做到。要知道，山区面积占北京的62%，平原只占38%，尽管山区人少，但垃圾处理不容忽视。我建议，北京市在规划中，每个区最少建两个垃圾处理厂，一个大型的，靠近人口集中的县城；一个小型的，在偏远地区，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垃圾的运输成本。另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度相对较大，尽管我们说，政府是垃圾处理的责任主体，是垃圾处理产业的推动者、引导者、规范者、监督者，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如果只依靠政府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以农村居民作为主体，以政府作为主导，依据各地现实状况，选取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才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

　　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由于居住分散，没有污水收集管道，这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村容村貌，而且关乎村民的日常生活，这就需要统筹考虑。中国污水处理厂经过多年的大型化建设，普遍存在着“吃不饱”的问题，就是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低于设计能力，还有就是耗水量大、成本高，对于农村来说，未来应以发展小型污水处理厂为宜，并且市场前景也很好。我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3个，县级市1920个，县级市一多半都没有污水处理厂，此外，我们还有3600多个中心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必须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提出符合各地实际的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与措施。

　　【提问2】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医疗废物处理就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近年来，我国医疗事业不断扩大，医疗垃圾日益增多。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医疗垃圾处理现状。

　　王维平：医疗垃圾是危险废物之一，但危险废物又不等同于医疗垃圾。危险废物指具有以下两种情形的固体、液体废弃物：a.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b.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影响。根据发改委和环保部2008年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分49大类约500种，成分复杂。其中，医疗废物被列为1号危险废物。另外，不能把医院产生的垃圾全都当做医疗垃圾处理。从费用考虑的话，普通生活垃圾处理一般一吨200元左右（不含收、运费用），医疗垃圾处理一吨2800元左右。因此，医院首先应将生活区和医疗区的垃圾分开，这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此外，对于医疗垃圾，需要细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

　　就医疗垃圾，我们目前采取的是五联单收集：第一联单指的是，医院在专门放置医疗垃圾的房间，将危废装在密闭桶里，桶外贴上骷髅标识，装满后密封，过磅，贴上联单。第二联单指的是运输环节，司机过磅后装车。第三联单指卸车环节。第四联单指入库环节。第五联单指焚烧环节。因为程序较多，为了防止中途出现危废泄露、变卖的情况，所以采取五联单制。

　　医疗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回转窑焚烧炉技术，这种技术密封性能好，焚烧彻底，技术可靠。另一种是国际上常用的，就是将医疗垃圾集中到封闭库房后，通过高温高压进行消毒，消毒后，可作为生活垃圾进入普通垃圾焚烧炉处理。

　　【提问3】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直接推动了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建筑垃圾的激增，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王维平：城市建筑垃圾属于城市环卫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加强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我国曾在2005年颁布《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以此来规范建筑垃圾的倾倒、运输、中转、回填、消纳、利用等处置活动。

　　现在，每个城市的建筑垃圾量都不小，像北京的建筑垃圾产量大概是生活垃圾的10倍。建筑垃圾的处理需要很高质量的粉粹处理设备，国际上公认的最佳粉粹规模是每天3000吨到5000吨之间，而且容易产生噪音、粉尘污染，对耗水量也有很大的要求，因此处理建筑垃圾首先需要成熟的“硬件”设施和环保设施。

　　其次，处理好建筑垃圾也需要“软件”条件辅助。由于建筑垃圾生产年限各不相同，因此，一般建筑垃圾再生的建筑材料没有那么好的质量，不能当做建筑物的承重墙体，尽管如此，也要求要实事求是地拿出各项指标表明再生的建筑材料质量达到何种程度。对于这类再生的建筑材料，需要通过政府政策引导，用于一些非承重的建筑，像停车场、公路护坡和地基等。

　　通过“软”和“硬”的结合，建筑垃圾不仅可以得到有效处理，还能节约建筑成本。

　　【提问4】与“十二五”相比，在垃圾处理方面，您认为，北京“十三五”期间应该有哪些转变？

　　王维平：北京“十二五”在垃圾处理方面要求做到九个字：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增能力”就是增强处理能力，对于处理能力不足或者超负荷运行不适应需求的，要淘汰。“调结构”就是要发展焚烧技术，过去都是填埋，现如今要转变为生化处理方式。因为生化技术和焚烧技术的机会成本优于填埋。“促减量”，即减少垃圾排放量。

　　至于“十三五”，我想，这九个字改成十二个字：城乡覆盖，减量循环，创新引领。“城乡覆盖”，就是北京市必须把行政辖区内所有的垃圾纳入市政管理系统。“减量循环”，一是要由市政府出面统一管理，协调各委办局把垃圾减量抓起来，否则，单靠某一个部门，是无法做到的。另外，我们国家2008年就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像填埋场这类处理设施存在循环使用的问题。比如，填埋场满了，要挖出来重新筛分，筛下物作为腐殖物，用于土壤生态修复，筛上物送焚烧厂，这样，就把填埋厂的库容腾出来了。“创新引领”，就是要将垃圾处理的老三篇——填埋、焚烧、生化，通过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进行转化，通过筛选、比选，把成熟的技术转化成工程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这需要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前途，只有创新才能够引领发展。